中学语文课本不断改版，改版之后，会去除一部分文章，增添一部分文章，似乎能够体现与时俱进的意思。不过，课本去除的文章大多是讽刺性文章，即便做了降格处理，被去除的文章也大多是讽刺性文章，就不得不让人感到惊讶了。为何要去除讽刺性文章？
两千多年以前，孔子就提出诗的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功能，到现在，文学发展了两千多年，“兴、观、群”的功能发挥到极致，而“怨”的功能却没有得到有效发挥。或许，人们都不喜欢怨刺吧，尤其是统治阶级，只喜欢被说好，不喜欢被说坏，即便有文学作品做了一些讽刺，有些人也不能容忍，非要禁毁一部分作品。写怨刺内容的作家大多被贬官，不管是韩愈还是柳宗元，都有被贬的经历，宋代、元代、明清更是如此。皇帝不喜欢怨刺的作品，而是喜欢歌功颂德的作品。于是，文人们似乎都明白，歌功颂德比较安全，还能够获得升迁的机会，而一心为民，为老百姓说话，就会得罪皇帝。韩愈上书皇帝，一篇《谏迎佛骨表》让唐宪宗震怒。韩愈被贬潮州，从京官沦落到地方官，还是瘴气和鳄鱼成灾的地方做官。柳宗元写《捕蛇者说》，讽刺“苛*猛于虎”，照样不受皇帝待见。似乎文人们都喜欢“不平则鸣”，喜欢为民生写作，有着很大的责任担当。只是，皇帝不喜欢，其他的官僚也不喜欢。于是，讽刺性文章就出现了问题，尤其是推广方面，并不会获得很大的支持。
封建王朝的法律、道德都是统治阶级制定的，当然会维护统治阶级利益。即便皇帝设置了拾遗的官职，也只是让他们提点意见，提出解决方案，但并不会完全听他们的。皇帝有自己的主张，不会轻易采纳某个官僚的意见。即便有些文集里出现了讽刺性的作品，皇帝也会找人来改编。当然，也有漏网之鱼。到了近现代，讽刺性作品大兴。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样，统治者只是忙于战争，无暇顾及思想统治，也就出现了很多学说。近现代出现救亡图存的思想，仁人志士提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口号，还要出国留学。如此一来，思想界活跃起来，很多文人出书，介绍域外文化、文学，还要写一些杂文。无论是鲁迅还是茅盾，都写过杂文，还都变换一百多个笔名，在报刊上发表杂文，算是文学大家了。后来设置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大多都是奖励小说创作，而不是纯粹奖励杂文创作。
当统治阶级还不是统治阶级的时候，只是革命的阶级，就需要杂文来引导，尤其是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道的杂文。而统治阶级并不喜欢杂文，从古至今，都是如此。即便封杀，也不能彻底封死。总是会有杂文出现在报刊上，总是有杂文让统治阶级头疼。而写杂文的作家经常变换笔名发表，报刊的审核也不是很严格，需要一些杂文带来流量。于是，杂文始终都可以发表，也始终都可以生存下去，哪怕是在权力的夹缝中生存，也照样能够活得很好。到了革命的阶级掌权之后，成了统治阶级，就要努力维持社会稳定，发展经济，需要一些鼓舞干劲儿的文章，甚至以苦为乐的文章，逆境中成才的文章，说白了，就是需要宣扬正能量的文章，而不是讽刺性很强的杂文。
当然，也和某些社会风气有关系。当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候，杂文有其生存的土壤。“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人们渴望公平公正，倘若有了投机倒把的人出现，就会让人不平，进而要讨个公道。人们喜欢平均，不喜欢差距过大。于是，讽刺性的作品就会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里。当然，为了迎合社会风气，讽刺性作品会有一定的尺度，而且大多讽刺的是古代的权贵、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等。避开了一些领域，也避开了审核的限制，但是既然是讽刺性作品，就一定会具备扩展性，尤其是文章最后内容和情感的升华，会让人浮想联翩，进而想到其他的领域。于是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不要弄很多讽刺性作品了。毕竟，社会已经进步了，大多数人也过上好日子了，还有什么值得讽刺的呢？整天讽刺这个，讽刺那个，还怎么快快乐乐生活呢？不快乐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？况且，讽刺性作品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里，并不是出现在一般的读物上面，也就波及面太广了，甚至会影响学生的思想。于是，好心的编辑们就要动脑筋了。结合一些当下的形势，删减一些不必要的讽刺性作品。如此运作之下，鲁迅的杂文减少了，以前的《拿来主义》、《友邦惊诧论》都没有了，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、《黔之驴》都没有了，韩愈的《马说》由必读课文降格为课外自读课文。雨果为圆明园写的那封信没有了，臧克家的《有的人》也没有了。新增添了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，但都不具备讽刺性，只是具有散文的优美属性。似乎，学生们可以在欣赏优美散文的同时陶冶情操，继而忘掉一些不平之事，忘掉了讽刺，也就变得性情和顺了。要是遇到挫折，遇到磨难，即便是他人造成的磨难，也只是认为自己不好，不会怪罪他人。
如此一来，中学语文课本就和谐了，也让学生受到了普遍的温和教育，即便全部去除了讽刺类文章，也无关紧要，毕竟，人们已经习惯了，哪里还有什么负面影响？都是正面影响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